有人說「當資訊透過戲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時，學習的效果最明顯」。

但他們卻跟民眾一樣享用便宜的自來水。其一是新增84條之1開徵耗水費。

耗水費議題會考慮台灣豐枯水期狀況，也會考慮對艱困企業提供特別紓困方案、給予緩衝期等，但目前尚未定案。《自由時報》報導，經濟部水利署考量產業特性與衝擊性，有意分產業進行。《風傳媒》報導，當初《水利法》修正有兩個重點，對未來水資源管理都有正面的意義。（中央社）近期水情吃緊，經濟部正研議開徵「耗水費」。​​ 對此經濟部官員表示，過去立法是以每月用水量1000度以上來定義用水大戶，但經過討論後，會考量對水資源管理最有幫助、開徵成本小、不會造成中小企業困擾等面向，討論過程中有許多方案，強調目前還沒確定用水大戶的定義。

經濟部官員表示，2016年通過修正案後，水利署已經召開50多場公聽會跟產業界交換想法。近來民生與工業用水拉警報，德基等部分水庫幾乎見底，旱象迄今未見紓緩跡象。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》中統稱為：機構專業人員。

這也是我們稱之為商品化的過程。時間已經接近晚上七點半，教室只剩下小傑一個人，爸爸來接時，老師再次提醒爸爸，接小孩最晚的時間是七點，但爸爸卻告訴老師：「啊。中午睡覺的時候外衣要脫，起來之後要幫她再馬上穿上避免著涼。教育並不是商品，因為教育背後最重要目的不是「獲利」，而是國家為了讓國民享有平等、自由與尊嚴的人生所運作的公共體系，是一種高度利他價值的作為，也是一連串改變個體的過程。

為了要讓顧客願意掏錢，服務業本身必須要能適應不同的顧客，盡可能滿足顧客的需求，因為消費過程當中的行為、氣氛與態度，也是包含在商品的價格之內。如今，幼托整合已經十年，懇請我們的政府應當重視幼教人員最基本的工作尊嚴。

但教育部為何獨獨在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》中，要將教師、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還有園長，全部統稱為教保「服務」人員？ 不僅是教保「服務」人員，《幼照法》甚至訂定了教保「服務」機構，整個幼兒教育的生態就在這幾年間，因為這樣的名稱逐漸服務業化，家長開始將教養責任外包，認為付了學費就是消費者，就是顧客，幼兒園應該要完全配合家庭的想法與需要，甚至對於教育上的作為，稍有不滿、孩子稍遇挫折家長就打電話申訴，讓教育現場根本不想要從事「教育」這件事情。」 簡單說來，服務業其實是一種商業化的形式，最終目的是為了要能獲利，在這個目的之下，盡可能滿足顧客之需求。但我想幾乎所有人都清楚明白，教育不是服務業，也不該是服務業。但我相信，這不會是社會所樂見的結果，把幼兒園當成服務業經營，大家一定不難想像這些幼兒長大以後會是什麼樣子。

顧客所付出的金錢，除了包含商品本身的市場價值，還有消費過程當中感受到的各種行為、氣氛與態度。教師教育學生，並不是要從學生的身上獲得什麼利潤，更進一步說，教育者願意付出更多的心力而不求回報，都是考慮的學生未來的生活福祉，是一種高度利他價值的展現，也是公共責任的一環。幼托整合十年後的下一步，就是該還給幼教現場人員一個合理的職業名稱，請將我們在《幼照法》的法定名稱，正名為「教保人員」，請將我們幼教現場的機構，正名為「教保機構」。若當真如此，那幼兒教育真的是一種物超所值的服務商品。

《社會工作師法》則稱為社會工作師。《醫療法》中統稱為醫事人員。

《護理人員法》統稱護理人員恐懼迫使人們盡量洗清自己——讓自己更加清白。

小紙條上呈現的，都是他觀察到的同學上課時的「違規」行為的記錄：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，上午第五節物理課——沈X（說話 不聽課）。在秘密警察隨時破門而入的時候，人們的生存策略是什麼？沉默、謊言、友誼、背叛，抑或塑造數百萬人的道義上的妥協與遷就？俄語中有兩個詞代表「耳語者」——第一個指怕人偷聽而竊竊私語的人，第二個是指暗地裡向當局匯報的舉報人。「告密者社會」的殊榮並非由蘇俄所獨享——蘇聯解體後，俄羅斯不得不將這一王冠轉讓給中國。付鑫（說政治老師是「老頭子」）。消滅異見，是捍衛美國民主，還是破壞美國民主？ 日前，有推特活躍人士「子皮」（顯然這是網名，我在網上查證，此人似乎是北大畢業生，後來赴法國留學，獲物理學博士學位，常年在社交媒體上批評川普〔Donald Trump〕）發起，有茉莉、滕彪等六人簽名的一封信引發極大爭議。據「子皮」和茉莉的自我陳述，這封寫給法廣廣播電視台中文版主管的信，譴責資深媒體人程凱（筆名王山）在法廣中文網發表的一系列專欄文章是「炮製假新聞」、「危害美國民主」，要求法廣取消程凱撰寫的專欄、解除與程凱的合約。

他們還說，他們如同買到偽劣產品的消費者，向商家或廠家投訴，是天經地義的。你是那個「耳語者」嗎？ 英國歷史學家、研究蘇俄歷史的權威奧蘭多・費吉斯（Orlando Figes）在《耳語者》一書中，探討了史達林（Joseph Stalin）時代的人們在暴政下的日常生活和道德選擇。

中國式的教育，讓中國人從小就學會當告密者，且不用承擔任何道德上的愧疚與壓力，反而敢於公開展示。子皮、茉莉、滕彪等人一開始洋洋得意地以「打假英雄」自吹自擂，但受到大多數網友嚴厲譴責之後，他們驚慌失措地自我辯護說，這是「私人信件」，故而拒絕公開。

這是中共的極權主義比之蘇共的極權主義大大「進化」的地方。在普遍的氣氛中，大家都想趕在被他人舉報之前，先行下手。

流亡瑞典的茉莉公開承認自己是簽名者之一。也有人說，既然告密的行為受到鼓勵、讚揚、表揚、獎勵，那麼孩子們自然會爭先恐後地充當告密者。該信的全文和其他三名簽名者是何許人也，至今仍不得而知。據一位資深警官說，蘇維埃上班族的五分之一，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舉報人。

他的專業素質和老練文筆在業內享有盛譽，我曾多次接受他的訪問，我仔細閱讀他撰寫的報導，完全忠實於我的陳述。為了在暴政下生存，從消極的奴隸轉化為積極的奴才，似乎是一個迫不得已的選擇。

歇斯底里的公民現身於內務人民委員會和黨的辦公室，羅列可能是「人民公敵」的親戚和朋友，寫下有關同事和熟人的詳細信息，列出自己與他們的每一次見面。流亡美國的前人權律師滕彪一開始不承認有簽名，後來在他人再三追問下又承認自己是簽名者之一。

據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前官員稱，在管轄嚴格的莫斯科，每六七戶家庭中至少有一名舉報者。奧蘭多・費吉斯指出，在蘇聯，舉報人無處不在——工廠、學校、辦公室、公共場所和共用公寓。

在蘇聯，每個人都知道，「忠誠的蘇維埃公民」應該舉報所聽到的可疑交談，「缺乏警惕」所招致的處罰迫使很多人參與舉報。他們接受關於「間諜」和「敵人」的宣傳，主動揭發敵人，即便是自己的朋友。程凱在法廣的專欄，主要向在法國的華文讀者的介紹美國，談及美國二零二零年大選的爭議、談及BLM運動中的暴力打砸搶，都是如實寫來，有理有據，並沒所謂「假新聞」的成分。近年來，若干大學教授被解聘、被處罰，大都是因為學生對老師的「自由化」言論的告密。

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，下午政治課——郭X、李X怡，王X豪：說話。於是，這種「告密者人格」在中國人當中氾濫成災，當局樂見「群眾鬥群眾」的局面。

網友們熱議，這位觀察縝密、記述周全、比攝像頭還要管用的孩子，長大了可以去當國保或國安警察，一定能不辱黨交給的使命。程凱是前《海南日報》總編輯，六四時為追求新聞自由，毅然離開體制，流亡美國，此後長期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記者。

告密者的年齡不斷降低。據估計，在大恐怖的高潮時期，數百萬人在舉報他們的同事、朋友和鄰居。